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主持编辑并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印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等文件汇集，这些汇编成集的党的文献，最早被称为“党书”，这些“党书”对推动整风运动和党史研究与学习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编辑党书的过程中，档案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远在上海的中央文库保管人及党的地下工作者克服各种困难，突破敌人层层封锁，穿越艰难险阻，成功完成了“千里调档”的重要任务，至今仍是档案人服务大局的光辉记忆。

延安时期编辑的“党书”：《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

统一思想，

毛泽东起意编辑党书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然而，这篇今天我们仍耳熟能详的整风运动重要文献，在当时却出乎意料地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甚至没有对此进行报道。究其原因，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我们党虽然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但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从思想上系统地清算这种错误，特别是还有一些党的高级干部对六届四中全会后形成的“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在当时，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就根本谈不上党内思想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基于此，毛泽东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上，毛泽东提议把他正在审核编辑的为党的七大准备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这就是后来的“党书”。

多年后，胡乔木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在1930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编辑《六大以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可以让大家看清楚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干了些什么。”“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

耗时费力，

“党书”档案资料收集困难重重

早在1940年下半年，《六大以来》的资料收集工作就已经开始，但当时党中央并不是为了编印《六大以来》这本书，而是为召开党的七大准备材料。因为原本预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的党的七大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历史经验。

最初，材料准备工作是交给任弼时负责的，原计划1940年10月底集齐印出。但是，这项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到10月中旬时，还有很多重要文件没有找到。一方面，是因为从党的六大召开的1928年至1941年，时间间隔长达13年之久，所涉及的党的文献数量较多。另一方面，在这十余年间，战火纷飞，党中央机关几经长途转移，特别是长征途中，许多文件已经销毁或散失，搜集难度很大。为了加强文献资料的收集力度，在10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陈云、王明、王稼祥、洛甫（张闻天）、邓发等人分头负责收集，限定在11月底完成。然而，陈云等人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作繁忙，根本没有精力去收集。于是，不久后党中央决定，六大以来历史文献的收集工作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由毛泽东负责督促与审核。

为了推进工作，中央秘书处指定材料科负责管理档案的裴桐专门承担文献收集工作。当时收集历史文献主要有几种途径：一是党中央从苏区带到延安，这部分收集到的资料只是很少一部分；二是毛泽东自己保存的，这部分主要是他本人的文稿，例如《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等，这部分材料的数量也比较有限；三是从党的报刊中查找，这条途径查找到的文件也十分有限，因为党的决议、命令、指示、通告等在报刊上登载的本就很少，并且长征后带到延安的报刊也很有限；四是从国民党的报刊书籍中查找，国民党出于反共需要，在20世纪30年代编辑了一套《中共反动文献汇编》，收集了我党历史上大量的文献资料，这出乎意料地成了当时收集六大以来历史文献的重要途径。但是从这个途径查找到的文献，很多都是被篡改过的，这就需要细致地甄别使用。

1942年2月，中央书记处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给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

尽管通过这么多途径去收集查找，但还是有很多重要的文件资料在延安无法找到，其中就包括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等重要文件。为此，党中央多次致电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希望他们利用当时自身的有利条件帮忙找寻。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一份1942年2月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就记载着“中央急需收集党史资料，请设法收集《向导》《中国青年》《人民日报》（广州时代的）《红旗》等刊物，及党的历史文件，尤其是中共第一次大会宣言、六大后三中全会决议（即调和路线）、1927年陈独秀汪精卫联合宣言、中共五次大会决议等，请从速找到设法送来。”另外一封3月24日毛泽东、任弼时给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中再次提到“中央正在编印中共党史资料选录，请用一切方法找到下列各文件邮寄或送延安。（一）汪陈联合宣言；（二）彭述之著《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三）瞿秋白著《中国革命政论问题》；（四）五次大会决议。”南方局接到党中央指示后，按照要求进行了多方查找，但仍有许多重要材料无法收集齐全。这时，曾在上海分管过中央秘书处的周恩来想到了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文库”（即中央文库），于是立即联系上海党组织，请他们尽全力查找所需文件，急送延安。随着这封命令的下达，守护着中央文库的档案人展开了一场“千里调档”的行动。

1942年3月24日，毛泽东、任弼时关于收集《汪陈联合宣言》等党史资料给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

“千里调档”，

中央文库向延安输送重要文件

在中央档案馆馆藏中有“比黄金还贵重”的2万多份档案文献，被誉为“镇馆之宝”。这就是“中央文库”，记录着1922年起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这批反映党早期记忆原貌的珍贵档案，在上海几经辗转，数次历险，最终，在张唯一、陈为人等历任保管人的守护下，成功保存了下来。

参加“千里调档”的档案保管人是陈来生。1942年6月，上海党组织决定由陈来生接替病重的缪谷稔保护中央文库，成为文库的最后一任守护者。为了文件安全，陈来生把中央文库的两万余份珍贵档案全部搬运至家中，藏进住所的阁楼夹墙中“贴身保管”。陈来生把文件整齐地靠着墙，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为了防虫蛀，他又在每包文件中夹进几片烟叶。然后，他紧贴着文件外侧钉了一层木板，木板外又用纸糊上。这样一来，不仅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痕迹，就算用手敲，夹壁墙里塞得严严实实的，也听不见异响，伪装得天衣无缝。然而，没过多久，随着上级党组织的一条调党指令，陈来生就不得不拆掉了耗费心血做出来的伪装。

一天，中央文库上级领导人吴成方突然通知陈来生紧急查找党的六大的相关决议，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一些重要文件以及党中央的部分通告。当时，摆在陈来生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在两万余份秘藏的档案中找到中央急需的这些文件。虽然中央文库的第二任守护者陈为人当年编写过《开箱必读》，但是由于后来这批珍贵的档案经历过数次秘密迁徙，文件次序早已被打乱。面对100多份档案，没有目录、无法检索，陈来生只能大海捞针一样从两万多份档案中一件件查看。低矮闷热的阁楼里，陈来生弯着腰，汗流浃背地找了几天才终于找齐了党中央需要的档案文件。

珍贵的档案文件找到了，但是，按照规定，中央文库对外提供档案文件只能提供副本。于是，陈来生等人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将这些档案文件一字不落地认真誊抄下来。经过紧张的工作，文件副本终于准备好了。然而，当陈来生把紧急抄录出来的文件副本交给上级党组织的时候，迎面而来的却是一盆冷水，一个更大的困难摆在了眼前。上级负责人看到辛苦查找到的文件后，意外地愁容满面。原来，当时从上海到延安跨越千里的途中要先后穿过日占区和国统区，而这些档案文件副本尺寸太大，根本无法通过反动势力的层层盘查，想安全到达延安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关键时候党组织找到了在上海负责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刘人寿。几经商议，最后决定由刘人寿用微型照相机将这些档案文件逐页拍照，再将全部底片卷起，外面包上锡纸，做好防潮保护。随后，刘人寿又找来一个大号干电池，把电池的内芯抽掉，塞入包好的胶片，再将电池外壳复原伪装。从外表看，这就是普通的一块电池，谁能想到内中竟然另有玄机。就这样，这块特殊的电池辗转千里，跨越层层设卡的日占区、国统区，到达了抗日根据地，最终安全输送到了延安。

后来，这批跨越千里的档案在服务“党书”编辑、澄清思想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它们中的许多篇目被编入《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3本“党书”出版后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在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对党内两条路线的主要内容、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思想认识逐步趋于统一。1943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另外，这些档案还为周恩来写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为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

文章来源：《中国档案》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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